德里奥修女：天主一直在做新事，我们为什么要守着老制度不放？
在本文中，德里奥修女从人类历史，特别是文明进化的所谓“轴心时代”（*社会学理论，指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讨论正在被人工智能带入“后人类”时代的我们，该如何顺应“宇宙进化”的客观规律，在新的时代活出“基督福音”的真理。她的观点让我想起一句名言：“大自然从来不跳跃，也不会停滞”！
（翻译：樵）
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帮助读者认识到“制度是如何阻碍我们发展的？”虽然我欣赏并认为默观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我也同意行动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斥危机的星球中。我们该如何向前迈进？
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制度的危机吧，尤其是那些不再能够给予人类生命和支持社会的制度。这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天主教会面临危机，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一些新教教派，如南方卫理公会，福音浸信会和所有那些在这个加速变化、加速复杂化的世界里还在奋力坚持圣经文字所教导的信仰的教会。媒体在诊断我们的制度弊病方面确实尽了一份力量，但我认为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直到我最近写完《重新点燃地球：为什么人工智能需要宗教？》一书后，我开始意识到，制度的时代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我们第一个反应也许是惊恐——“那么，什么会替代制度？” 为了帮助大家消除这些恐惧，让我们后退一步，对进化轨迹进行一次全景式观察。
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静态的、固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绊脚石。我们以为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盛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称人类历史中的这段时期为“第一轴心时代”——它缓缓出现于三千年前，可能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或许更早。一个轴心时代代表一个变化的时代，是一个进化周期。在这期间，全世界的人类意识从部落转移到个人，从集体整体转移到历史特定事件，人类作为自主和独立的人，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优越感崛起了。制度便是在这段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产生的。轴心时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期间，哲学、神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保护知识智慧和精神意识宝藏的制度应运而生。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教会作为一种制度，形成于耶稣死而复活后的五个世纪。教会制度的依据来自于那些认识耶稣的人所经历的事实，以及门徒团体对耶稣生死复活事件所作的记录和所传播的信条。政治在巩固教会将其发展为制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在东方和西方寻求独裁权力，他利用基督宗教以便加强他的政治权力。教会作为一种制度出现是帝国的产物。教宗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政治与宗教的亲密关系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今天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仍然坚持静态的、固定的、历史的思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完全与大自然、与大自然固有的可塑性脱节。我们没有接受现代科学的基本见解，只把科学当作精英学科，而没有作为我们生存的基础知识。这不仅是教会的问题，也是科学本身的问题。在现代，科学像是一位精英骨干、一位精选的皇家自然祭司，整天用听不懂的外语对民众说话。就像我们需要持续的信仰培育一样，我们也需要持续的科学教育，但是现有科学制度没能做到这点，令我们失望。普通人对进化了解多少？可能不多。了解进化的基本特征很重要吗？当然。了解进化论和量子物理学的主要特征，和认识天主一样重要，因为相信天主就是相信天主的工作方式。科学告诉我们，天主在变化和复杂的状况里，通过变化性和复杂性工作。我们没能有效地理解“天主在变化的世界中工作”这句话，因为我们还在继续把天主视为历史的和静态的。在我看来，这是对天主子民的一种严重不公正的牧养。是的，这些制度令我们失望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美国苦难会会士多玛斯·贝瑞（Thomas Berry）神父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故事，因为人类生活深受故事、神话和仪式的影响。以德日进的视角讲述一个新的故事，这是我的神学工作动力和我们“基督生成中心”工作的动力。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故事：由于电脑技术和全球网络化，进化在20世纪加速了。意识正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第一个轴心时代里的“个人”，正在向一个我们所处的新时期，即“第二轴心时代”的“超连接的电子媒介人”发展。我们正在跳离“现代智人”这一生物物种，归向另一种新的“生物机器杂交”物种，我们权且称之为“技术智人”。“婴儿潮”那代人是自主自由主体的代表，但当今的年轻一代不是，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后人类正在崛起。
“后人类”一词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电脑技术是我们今天发展最快的技术。它标志着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的动态伙伴关系，已经取代了自由人文主义主体控制大自然的宿命。边界的脆弱性和身份建构的递归循环意味着任何类别都不能在本体论上定义人；相反，自我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后人文主义，以批判性的女权主义者的视角看，将技术描述为打破界限、融合不同身份、通过电子连接将人嵌入了信息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从而塑造成一种新兴人。后人文主义的真正表达应归功于当今科学现实主义本质的根本范式转变。
德日进将电子连接思想的新层次称为“心智圈”（nooshpere)。现在我们看到，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分布式认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电子环境息息相关，在这里，“思维”是由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体共同完成的。德日进关于心智圈的远见和他的“超人”概念与后人文主义是一致的，因为他也抓住了复杂生活的深层关系，即随着新实体的出现，边界被超越。在他的《建设地球》中，德日进写道：“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人类刚刚进入了世界不曾知晓的更大的变革时期。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基础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今天，人类意识的整个结构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种新的生命开始了。”
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帮助我们理解了德日进提出的心智圈概念，以及导致“超个人化”的大脑电子连接概念。生物学属于生物系统的一个更大的新兴属性，如今技术也包括在这生物系统内。在她精彩的著作《我如何成为后人类》中，海尔斯写道：
当我们从自由主体迈向后人类时，个体的约束正在屈服于一组跨越人类身份的局部边界的新约束。海尔斯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可能性，这种人文主义是在模拟和物质的边界线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在她的观点中，复杂性理论的科学语言——耗散结构、流动性、多孔边界和分叉被投射到科学辩论的边界之外，成为一种由计算机制实现的人文主义形式的构成原则。在这里，身体的语法是从只关注性行为规范和性别认同的问题，转变为创造性的质问，也就是质问在一个电脑文化中，有关意识、性、权力和文化的问题会发生什么，在这个电脑文化中，看得见的代码超速发展为看不见的代码，从身体外部的假肢历史到完全内部的身份形成的模拟语言。未来的身体会被分布式意识所重塑、被扩展的认知所增强，并通过快速移动的、递归的信息循环而流通，总是被多原因、多智能体的信息网络所包围，再也不受因果关系的约束，而是被重组的可能性所驱动。
德日进认为看到新兴人类不代表看到了进化的尽头，相反，是看到了进化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看到了复杂意识和统一的兴起：“我们可能认为人类物种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但现在我们看到，它仍处于萌芽状态。”技术正在促成进化加速，但心智圈的整体化，即星球化的意识，已摆在人类面前。在他看来，我们仍然处在超人的边缘，我们已经对人类的人格有了一个特殊的理解，而科技似乎是对我们有用的工具。然而，真正在发生的，是一种新型人正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科技中的出现。这种新型人将通过意识的整合在行星生命的各个方面继续发展。他写道：
究其原因，我们没有从进化的角度来思考，而进化问题是如今世界绕不开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关注现状转向思考未来。对那些失败制度的全心关注，阻碍了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到眼前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我们自己的进化！
德日进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生存，那么我们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终将消散。如果没有对未来的集体承诺，进化的过程最终会自行崩溃，导致宇宙死亡。德日进是有第二轴向意识的神学家。虽然第一轴向宗教是个人和其他属世的；第二轴向宗教是集体的和属星球的：“不再只是个人和天堂的宗教，而是人类和地球的宗教，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正如没有氧气我们无法呼吸。”德日进写道。
他意识到，一个新的地球精神需要一个新的整体、一个新的宗教意识——从过去的智慧中诞生，为电子融合的未来重塑自我。电脑技术开辟了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的新的融合层次，即心智圈的精神融合层次：“我们应该将相互思考的人类视为一种新型有机体，其宿命是要实现“在这个星球上进化生命”的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轴向宗教意识呼唤一种新理解，即：天主与进化毫不矛盾。”
天主做新的事情——这是新约的核心。我们已经冻结在我们的故事中，历史性地禁锢在我们的问题中，我们看不到圣神在我们中间嘘唏新生命的化工。我们正处于影响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化的重大全球转变的开端。我们正在离开第一轴心时代并进入第二轴心时代。教会的清空不是宗教的终结，而是宗教的新生。德日进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宗教已经萎缩，因为我们把它作为个人事务，并把它局限于个人救赎。考虑到进化的力量和心智圈的出现，他预见到需要一种新型的宗教。他谈到了一种新的“地球宗教”，一种思想的集体统一、汇聚成爱的新力量。这个新兴的地球宗教是发生在人类中间的革命。
老实说，我认为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和才智，试图修复一个崩溃的制度，把教会诊断到死亡为止。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徒，那么真正的爱就是放手：基督空虚了祂自己，为我们成为人（斐理伯书2:7）。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专注于内在和前方的天主大能，留意圣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准备好改变并进入新的关系结构。那里没有“故事”——我们才是故事，这故事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徐徐展开。是停止依赖这个制度、成为新世界先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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